《天下雜誌》544期(2014年4月1日)刊出中研院院士朱雲漢教授的文章,內容主要論述:「佔領立法院」試圖中斷代議民主體制,侵犯全體公民的參政權,對民主體制帶來不可磨滅的傷害。此處我必須跟朱老師說,我不贊同這樣的觀點。「佔領立法院」並沒有中斷代議民主,它是一種對於代議民主被政治人物長期霸凌之下的公民覺醒運動,正好提供我們省思並補強民主的機會。
朱老師所主持的東亞民主計劃,長期對亞洲民眾的民主觀念做調查。根據這個調查結果,許多學術論文都都指出台灣(甚至東亞的許多國家)民眾對於民主政治的想像常常只是統治者要帶來富足,而較少強調人權與法治的保障。朱老師也絕對知道,民主政治的內涵遠多過於固定的投票機制;在《民主季刊》上的合著文章指出:東亞國家有一種「威權懷舊症」(authoritarian nostalgia),即一定比例的人們仍然覺得威權政治比民主政治好。我想,這也可以部份解釋為什麼這麼多人覺得什麼事情交給政府就好:不需要監督、不需要制衡。民眾這樣子的心態也影響著朱老師及許多學者們長期以來所關心的「民主鞏固」問題。
在這次事件中,朱老師認為「在任何正常的民主國家,無論是執法者或是社會主流民意,都不會認可或允許任何人以政治抗爭為名,非法侵入國會。」可是我們發現,在民主國家當中,只要政府漠視民意,各種抗爭行動是天經地義的事情,其中也不乏佔領公署。1977年美國身心障礙者衝入聯邦政府的衛生教育福利部辦公大樓,佔領26天,最後政府才簽署反歧視身障者的法案;2011年美國威斯康辛州民眾佔領了州政府及州議會;2012年德國民眾包圍並試圖癱瘓「歐洲中央銀行」(Blockupy Frankfurt)。還有一些相關的佔領行動,例如2011年十月,英國人抗議健保法案,把西敏寺議會旁交通要道全部佔據;2013年十一月英國腳踏車騎士為了抗議政府遲未處理道路不平,再度上街佔領交通要道,不只癱瘓政府而已,還試圖影響整個市中心的政治與商業運作;法國民眾也曾在2013年佔領機場跑道,抗議航空公司裁員縮編。若我們將範圍縮小到校園內,2001年哈佛大學的學生也曾經佔領校長室,直到校方保證會提供給所有受雇者合理的維生薪資為止;2002年首爾大學也發生同樣的佔領校長室,以抗議高學費政策。以上事情都發生在我們所認為的成熟民主國家,而這些抗爭和佔領行動,並沒有傷害到民主鞏固。
「要讓一個新生民主體制落地生根,需要經歷相當漫長的學習與反覆實踐過程,但要讓其崩壞,卻易如怪手拆屋。」我非常同意朱老師的這句話,但我認為朱老師並沒有拿同樣的標準去檢視執政者做的事情。「法治」是民主的根基,而且其要求的是「當權者」必須守法。這次的學運就是當權者長期以來漠視民主法治的結果,拆屋的怪手是來自政府、來自失靈的國會、扭曲的憲政。至於您說佔領國會「嚴重背離比例原則」,我想,前大法官許玉秀及許宗力兩位教授都已有精準的論述(〈正當程序箴言:愈緊急愈要遵守〉、〈佔立院具最後手段性〉),此刻我就不多談了。再說,上段提到的這些活動鮮少出現暴力鎮壓,英國內務大臣也明確指出即使學生出現暴力(上街砸玻璃),出動鎮暴警察及水車驅離都是非必要的。即使有鎮壓,違法執勤的警方也必須付出高昂的賠償以及牢獄代價。您在指責學生的同時,是否應該先指責政府違反比例原則對付學生、以及政府長期以法治之名行違法之實呢?
在《天下雜誌》540期(2014年1月22日,〈希望,就從面對問題開始〉)的訪談當中,朱教授指出現今台灣民主的三大問題,其一就是「立法院是脫韁的憲政怪獸,可以說是政治亂源。」「媒體與社會必須有非常大的改革聲浪,才能逼使政治人物願意跨黨派,試圖面對結構失衡的問題。…另外,任何社會較大的改革力量,會來自於世代交替,所以要多給大學生不同的觀念,不能讓他們也茫茫然、也麻痺。」朱老師在該訪談當中的主旨是:「一個問題被正視,就累積一分正能量,台灣離自由、民主、法治與多元的社會願景就更進一步。」「台灣希望的第一步,就是社會能自我覺醒」。
最近很流行「自己打自己」的文章,例如江宜樺教授說:「憲政民主的核心意義是統治者不得濫權,而不是濫權者可以得到任期保障。」「如果一個體系宣稱自已是民主體制,但是他對成員的訴求沒有認真回應,那麼抗議是有正當性的,哪怕是暴力的抗議,那個抗議的正當性多寡,就與體系麻木不仁的程度成正比。」
近日批評學生思想薄弱的龍應台也曾在《野火集》裡面說:「民主就是權利被侵犯的時候可以理直氣壯地討回,不管你是什麼階級什麼身份」「民主就是打開電視不必忍受主播道德凜然地說謊。」「(公民意識)基本上就是一個社會裡的個人清晰地認識到幾個基本原則,譬如:一、政府存在的目的是『為人民服務』,因此當它不稱職的時候,撤換它重組它是不必商量的根本權利。二、政府就是會腐敗,而且一定會隱瞞真相,因此公民必須把自己的監督權發揮到極致。三、促進社會進步,公民不能消極地被領導,他必須主動、積極,他必須強悍。他要從跪著的位置站起來。」
很遺憾,我們敬愛的朱老師看起來好像也加入了自己打自己的行列。在今年一月的文章才期待有人可以出來領導「社會群龍無首…沒有明顯主導的正面力量」,然後還說「社會必須有非常大的改革聲浪」、「可能會出來一些不同風格、形象的政治人物」「改革力量會來自於世代交替」,結果,當社會自我覺醒,尤其年輕世代開始覺醒的時候,竟然會指責說這是民主毀壞的象徵。現在社會上有許多人質疑說為什麼不用體制內的手法解決事情、為什麼不維持體制完整,可是,當年輕人及有能力的人要進入體制內(不管是參政或參與社會運動),這群人又開始說這個小孩不懂、都是政黨的陰謀,我不知道朱老師所謂的世代交替及改革聲浪,到底要如何在體制內、乖乖聽話有禮貌的世代當中產生?
朱老師,台大政治系(以及全國在做民主政治相關研究)的學生,有多少人引用了您對於民主政治的研究與著述?就算在學術世界之外,您身為中研院院士,也早已是社會上的言論領袖之一,但卻以明顯片面性觀點說出了看似與先前相反的論點。不知道您有沒有感受到,有多少人對您這番言論感到詫異與失望?如果沒有的話,我現在就可以告訴您,在您的這篇文章出現在網路上之後,非常多的人都表示巨大的失望之情,其中最失望的恐怕多數是您的學生。對於佔領運動最支持、最有熱情、參與最深的,大概也就是最相信(以前的)江宜樺、龍應台,以及那些看了您的著作的人們吧!
我非常同意朱老師說「我們的民主此刻身受重傷」,但我並不認為這件事情的原因在於學運。學運出現就是民主受傷的結果,以及一種年輕世代試圖進行的療癒行為。我認為您說「令人擔心台灣距離泰國式民主大崩壞僅幾步之遙」,實在是搞錯問責對象了。我不懂為什麼您沒有對破壞體制的30秒審查表達關切?為什麼沒有對說謊的政治人物表達譴責?為什麼您所謂的維持體制完整,是說各種抗議聲音必須經由全體選民同意,但是對民生重大影響的法案與政策卻只需由執政黨專斷決定?當您批評部份媒體與教授不應該全力聲援學生的時候,我建議您不妨親身走一趟,了解學生們是如何利用自己的力量在了解服貿這個公共議題,以及街頭公民課如何討論我們對於民主與憲政秩序的檢討與想像。我認為,與其批評學生,不如多了解一下年輕世代的焦慮到底來自哪裡,並且一起加入構思:怎麼樣的政治制度,才有辦法對政治人物達成更高的可責性,以及有辦法讓更多人對於民主產生更高的信任。如此才是讓民主體制落地生根的方式。
年輕世代已經開始覺醒並且認真地討論國家的未來,民眾各自用自己的方式協助及參與太陽花學運;過去從來沒有一次,社會上對任何一個公共議題進行深度與廣度兼具的討論;如果沒有社會上多數人的支持,佔領運動不可能撐這麼久。正如朱老師所說,這的確是一場「政治土石流」。但是,「佔領立法院」傷害了代議民主嗎?「各種尖銳對立的立場」必然無法妥協嗎?我選擇相信朱老師今年1月的呼籲:「希望,就從面對問題開始」。
(作者為美國密西根州大政治所博士生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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